有趣的金银本位，交易闲暇之余的思考
2016-05-23 23:55:46 来源： 作者：
有趣的金银本位，交易闲暇之余的思考——劣币驱逐良币，汇兑模型的历史空间
临近6月，既有欧洲杯足坛盛宴，下旬迎来美联储议息会议及英国退欧公投，注定今年6月的不同寻常。然大战来临之际，稳健投资者当心如止水，小白们也需努力学习调整心态，迎接震荡月的到来。此次老莱说汇，更多聊一聊一个有趣的话题“金银本位下的货币购买力及汇兑模型的历史空间”，以史为鉴方可知未来，以史为纲方可明学识。
在我们那个时代的中学中，“万恶的鲁迅小说”《祝福》中，柳妈告诉祥林嫂要去土地庙里捐一条门槛当替身，以赎解自己罪名后，有这样两处涉及到钱的描述：
‘早饭之后，她便到镇的西头的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直到她急得流泪，才勉强答应了。价目是大钱十二千。快够一年，她才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请假到镇的西头去。’
《祝福》全文中，共有两种货币单位：“文”和“元”。“文”是制钱的货币单位，文章在“十二千”前加“大钱”二字，而“八十千”“五十（千）”前却不加，可见“大钱”并非“一大笔钱”之意，而是一种特定称谓。而鹰洋的货币单位是8里亚尔，“元”则是1900年后清朝所铸铜元的货币单位，1910年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也将银元的货币单位称“元”，文章点明“十二元鹰洋”，而不是如前所写“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盆，价廉物美”一样只著一“元”字。
那么什么是大钱？它指铸造钱体和重量都有所增加而钱币面额价值则增加得更多的货币，钱币的面值远超本身的金属价值。清代的大钱，普遍指咸丰年间为解决剿灭太平天国的军费开支和治理黄河水患的河工费、消除财政危机而铸造的高额虚值铜、铁钱。由于大钱贬值急剧，当五十以上大钱都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废，从各制造局情况来看，只有当十大钱流通的时间和范围都较广。咸丰当十铜钱虽然沿用到清末，但其实际价格只值二三文，与鲁迅所写“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中的兑率相去甚远，且使用地区主要为北京城，可知文中的大钱应指同治、光绪年间（宣统年间未制大钱）铸造的大钱（共有折四、折五、折十三种），其中又以当十（折十）为绝对多数。而在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清末民国初，铜元已经代替制钱成为主要流通货币。
鹰洋指墨西哥银元，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流入我国，达到外国对华经济侵略目的的主要币种，也是各国对华贸易的基本货币，在宣统前后曾达在我国流通的外国银元的三分之一，文中应是用它统称外国银元。而当时我国清末和民国初铸造的“龙洋”和“袁大头”只占流通银元总数的四分之一。
有一个疑问就有待解释清楚：既然庙祝已经开口大钱十二千，为何祥林嫂要换算了十二元银元？有分析认为，这说明“土地庙的庙祝更喜欢鹰洋”，恐怕文本中没有任何信息能证明这一点，毕竟祥林嫂换算银元是其主动行为。其实，祥林嫂在换算银元的过程中，并没有受骗吃亏，而是等价交换，甚至这银元就是鲁四婶付给她的工钱！因为在“光绪二十三年及以后，银一两与大钱之比价为易钱十千”，大钱十二千和十二元鹰洋在使用价值上基本无任何差别。并且，从上所述可知清末流通的大钱基本是当十大钱，根据当十大钱铸造的减重过程——咸丰三年（1853）三月始铸，枚重六钱（22.4克），同年十月减重为四钱四分（16.4克），同治六年（1867）减重为三钱二分（11.2克），光绪九年（1883年）减重为二钱六分（9.7克）——取枚重约10克，1200枚当十大钱（大钱十二千）的重量就有十二千克！让鲁四老爷家一下子拿出1200枚当十大钱并非不可能，但总脱离了方便、简省的生活原则；而让祥林嫂拿着数量这么多、重量这么重的钱币去土地庙，也不符合生活实际。而每枚鹰洋不过重27.58克，十二枚重量约331克，携带应该说是非常方便的。
如上所述，在清末民国初，银元和铜元应该是主要流通的货币。在经历了1890年始大量制造“龙洋”银元，1910年清朝发布“币制则例”，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公布“国币条例”、铸发袁大头，国产银元占流通银元总数四分之一的情况下，祥林嫂换算的银元依然还是“鹰洋”。不过咸丰大钱兑换银两的演变，已经翻译出市场投机朝廷制钱，白银作为主要的当世汇兑品种，充分流通市场的本质。
再说墨西哥银洋，有“双柱”、“鹰洋”之分；比之“鹰洋”更早的就是“双柱”，美洲作为全球白银的富庶产地，自西班牙殖民始，即开厂铸币用作国际贸易支付，或运回宗主国。16世纪末，墨西哥境内已经有几十家造币厂。在不到3个世纪里，共铸造了20亿比索的金币与银币。造币工业巩固了新西班牙总督区的经济，为西班牙注入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据介绍，最早流入中国的外国货币源自西班牙。它们从明万历年间开始流入中国，清中叶流入最多。其币面图案是两根柱子，代表着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山岩，因此又称“双柱洋”。
鸦片战争后，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赔款2100万元”，指的就是西班牙银元。此后，西班牙银元大都作为赔款又流出国内，因此，到了民国时期，国内剩余不多。不过，当时经济较发达的长江沿岸和上海地区仍然在使用它们。
“双柱洋”有“双球”和“人头像”两种。神话中欧非两洲原本相连，后被大力士海格立斯拉开。直布罗陀两岸的山峰被称为海格立斯柱，这就是双柱的来历。柱上有卷轴缠绕，呈S形，据说，美元标记“$”便来自其银币背面卷轴绕着的双柱。两柱间有两个球，意为要征服全球。在双柱洋诞生之初，一块西班牙银元的购买力等同于一美元。双柱洋被欧美商人带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它在中国东南沿海广泛流通、势力强大。可想而知，被想象着此物从美洲某一个总督区的种植园主手中支付给他的工人，数年后作为贸易银到了澳洲金矿区落魄的英格兰矿工手中，若干年后，跟着商船流入到幕府末年的日本，可能他可以支撑一位失业武士一个月的伙食，再过些年，可能通过贸易进入清末广东的商行和钱庄，学徒用钢戳在卡洛斯尖尖的鼻子上敲上深深的烙印，三十年后，直奉混战中，督战队大喊着“先进北平城！赏10个柱子！”；49年夏，地主阿大在被土改镇反公审前的一个晚上，把一罐柱子埋入了后院的黑土中…
反观工业革命后的大英帝国，其金融对远东地区的掠夺就略显滞后了。1866年，英国政府为驱逐鹰洋在远东的主币地位，在香港造币厂铸造发行贸易银币，俗成“香洋”。一元的正面是维多利亚女王像，上下文“VICTORIAQUEEN(维多利亚女王)”，背面中央寿字纹，旁有英文“香港一元ONE DOLLAR HONGKONG”，下为纪年。因香港银元的成色低于鹰洋，需折扣使用，难以广泛推广。1868年香港造币厂倒闭，设备转售于日本。
1895年，英国政府利用印度的孟买、加尔各答的造币厂铸造了新的贸易银币，俗称“站洋 ”。银元正面中央是一持戟、盾的武士，上端在武士左右有英文币值“ONE DOLLAR（一元）”，下有纪年；背面中央为寿字纹，上下为中文“壹圆”，左右为马来文“壹圆”。这次开铸的新币成色重量均仿鹰洋，很快受到了远东社会认同和接受，成功进入流通领域获，流入我国的不少于8000万元，成为老百姓俗称的“大洋”其中一种，除在两广、福建有行使外，更在华北的直隶、河南、甘肃、山西、山东、陕西、绥远等省广泛流通。
民国的历史开始于1912年1月1日。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切从新开始。“至少在流通领域，那些从16世纪开始传入中国的外国货币仍然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当然这200余年汇兑学说也伴随着金银流霞成为金融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试想一个简单的问题，一颗“鹰洋”其重27克，含银量900，纯银重量为24.3克、一颗“大头”26.86克、含银量892，纯银重量为23.95克，如果进行贸易，商人是不是更推崇“鹰洋”？如果在进行等重的贸易，支付大头，收取鹰洋，商人是不是获取了更多的白银？我们可以做做简单的思考分析及探讨。
重商主义时代，18世纪的晚期英国经济学家休谟和理查德.坎蒂隆提出“铸币点机制理论”：‘汇率决定于国际收支，国际收支逆差会使一国货币汇率下跌，超过一定限度（铸币点）时则会引起黄金输出，从而诱发国际收支调节的铸币—-‘物价流动机制’，使物价降低，刺激出口。’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大致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经济持续增长，后一阶段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过程也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度。因战争影响，金银本位伴随通货膨胀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逐步退出主要大国，当时开始流行的汇兑观点：汇率取决于对外币的需求和外币的供给关系。
战后由于各国在战争期间滥发不兑现的银行券导致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购买力评价”的经典理论随即产生，卡塞尔综合成本、价格等问题，以不同国家物价水平作为购买力的决定基础，制定金银本位后的汇兑学说，然而过于侧重贸易关系而忽略了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决定的影响，使其依旧停留在金银本位之下。
大萧条时代，凯恩斯汇抛开了传统的金本位制下汇率决定理论，影响至今的：‘利差’效应成为凯恩斯汇率模型的重要理论依据，二战以后，汇率决定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多方面地考察影响因素，购买力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汇兑心理论以及合理预期论的要点开始被综合到一起。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形成了凯恩斯主义的汇率理论，这是战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汇率理论。该理论认为，市场汇率不过是一种价格，也是由市场上供给和需求双方的力量决定的；外汇的供求是派生的是由国际收支尤其是商品和劳务收支引起的，因此汇率实际取决于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
斯往矣，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则知出于不知矣。因是因非，因非因是，金银流霞百余年，汇兑成说，玩古观今，悠然自得。
文/Vantage FX万致高级分析师任震鸣